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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氏两代耀“国光”

发布时间:2020-08-29 浏览次数:1131 次


“国光”创办之始


         唐品梅(字云圃), “国光印书局”的创办人,1889年出生于浦东唐墓桥唐家山店的书香门第。


       “印刷术”发明于中国,而较传统印刷更为先进的工艺是以机械操作的现代印刷术,于十九世纪初由西方传入我国。它的传入,直接导致中国印刷事业的迅速发展和重大变革。

       在“维新强国”、“实业救国”思想的感召下,上海已有大小印刷厂数百家,虹镇“国光印书局”是其中的一家。由于家境衰落,唐品梅十六、七岁时,就业于1902年创办的上海文明书局,做了一名“跑街”(业务销售)。民国二年(1914年)他25岁时,得到长兄唐品章(字文圃)的资助,在精通印刷技术的友人徐叙生、乔雨亭等人的协助下,在上海虹镇老街独资创办了一家印书局,取为国增光之意,题名“国光印书局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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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石印机)


      有石印机、活字印刷机数台,当时正值创办“新学”的兴盛时期,所印书籍大多是教科书,还有一些古典文学著作,如《聊斋志异新译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,以及沪上当代文人的著作,如王德锺(大觉)辑撰的《青箱集》等。由于他用纸讲究、印制精良,很受出版商与读者的看重。由“国光”印制的 1915年版的铅印本《聊斋志异新译》等书籍成为韩国高丽大学华山文库的馆藏本。




“合营”保运作


       活字印刷需要大量各种型号的字模,由于当时印刷厂较多造成字模紧缺,有些特殊字模在上海市场根本无法买到,所以唐云圃鼓励懂得字模生产的乔雨亭于 1915 年在许昌路开了“华丰印刷铸字所”。此举不但保证了“国光”各类字模的需求,而且还成就了好友的一番事业,在乔雨亭精心经营下,尔后“华丰”成了名闻沪上一大铸字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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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印刷铸字技艺)


      “国光印书局”初办时,成书装订依靠外厂装订,唐云圃很想自己办一个装订厂,但苦于精力不支,遂提议族弟唐镜池出力,其族弟欣然从命,出资开办了一个装订厂,附设在国光书局内。这样唐云圃与乔雨亭、唐镜池三人形成了一个联合体,保证了印书生产的正常运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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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“国光印书局”规模虽不大,但在唐云圃的辛勤经营下,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,已成为上海文化界图书印刷业中令人耀眼的企业。1925 年初,唐云圃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,与世长辞,时年 37 岁。云圃家业由侄儿继嗣,因其尚未成年,故按其临终前托付,由兄长文圃照应。




“会商”助扩容


       唐文圃生于 1884 年,长云圃 5 岁,是一个为人诚笃的儒商,他在商界和文化界朋友众多,如胡朴安、归舜丞、黄炎培、邹韬奋、秦伯未、王大觉等都是他的知交。他还是“浦东同乡会”会员。当他接办国光印书局后,这些朋友都给以很大的支持。如“中医书局”出版秦伯未的著作、黄炎培创办“中华职业教育社”的机关刊物《生活周刊》,都是“国光印书局”承印。

      1926 年 10 月,邹韬奋接任《生活周刊》主编后,通过改革,销量巨增,也增加了国光的承印业务。1932年 7 月,邹韬奋在《生活周刊》的基础上创办“生活书店”,唐文圃也给以经济上的支持,投资入股,所以“生活书店”所出版的书刊均为“国光”承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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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活周刊》----“国光”承印


       正当“国光印书局”业务蒸蒸日上之际,不慎,工厂发生了一场火灾,虽然抢救出了一部分原料设备,但已大伤元气。唐文圃觉得没有把弟弟所创的家业照应好。于是他变卖了自己在小东门十六铺的南北货商号,加上友人入股,在大沽路租地造屋,重建“国光印书局”,增添了设备,扩大了生产规模,“国光印书局”从一个小型企业逐步发展成一个中型企业,有职工 80 余人。

       印刷业务除原来的文学书刊杂志外,还承印佛学丛书及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,如《印度佛教史》、慧圆居士主编的《武汉佛学院丛书》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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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1935 年秋,当“国光印书局”的业绩如日中天的时候,唐文圃也染病与世长辞,享年 52 岁。“国光印书局”就由其子唐鉴虞继承。




  “儒商”显风采


      唐鉴虞,1916 年生,字书麟,学名“彦宾”,子承父业,实是年轻,好在父辈生前对“国光”的管理早有安排,没有造成多大影响。父辈的朋友们,对“国光”的业务都很支持,如当年创办的“新知书店”和 1936 年创办的“读书出版社”,都将书刊交由“国光”承印。前辈们的照顾和自己的努力,使“国光”一直保持着兴盛的势头。由此,“国光印书局”名闻大上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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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抗战期间,上海沦陷,印刷业一片萧条,“国光”只承印课本、影剧说明书、广告、包装纸盒等业务,维持生存。唐彦宾富有正义感,同情共产党。与中共地下党员张钰荣(即张纪元)、张铸荣,自小熟悉友好,乐意为他们办事。

       苏北新四军缺少药品和粮食,张钰荣派人找到他,请他设法解决。他通过亲友很快采办齐全,为把这些物资安全地运出上海,他多次花费钱财通过日本宪兵司令部有关人员搞到通行证,一批批药品、粮食,顺利地运往苏北,从未失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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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线装书装订)


      抗战胜利后,“国光印书局”迎来了新的发展。唐彦宾从原来的铅印增设了照相制版的胶印,并添置彩印设备,在鲁班路丽园路开设彩印分厂,取名“亚光印刷厂”。此时还拥有德国产的“密厘机”,有职工近 200 人,成为上海显赫一时的私人独资印刷企业。

       新中国成立后,中医大家秦伯未看到北京的印刷业落后,就动员唐彦宾去北京开设分厂。通过秦伯未的介绍,1950 年他把机印车间一部分迁往北京,在王府井大街 55 号开设“星光印刷厂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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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“星光印刷厂”的印刷质量震惊了北京印刷行业,连续几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单位。1952 年,他又将上海的排版车间迁往北京,连同“星光厂”低价出让给国家,改名为“科学技术印刷厂”(后改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印刷厂),唐彦宾任副厂长兼技术科科长。

      1956 年,“国光印书局”公私合营,1958 年国家为对印刷业的全国布局平衡,唐彦宾带头申请内迁郑州,1959 年改名为“新华印刷一厂”。

       历时45年的“国光印书局”,印制了数千万“知识的源泉”,开拓了无数人的文化视野,开启了人们智慧的灵魂,激励着人们奋发的意志。“国光印书局”,是永远的历史记忆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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