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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唐家湾到清华园( 二)

发布时间:2020-05-25 浏览次数:803 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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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国安调清廷外务部后,参与由唐绍仪、梁敦彦主持,梁诚在美国进行的庚款退款谈判。1908年7月中美双方达成协议,美国将庚子赔款中超额部分1100余万美元退还中国,由中国用此款派遣学生赴美留学。8 月,设立“游美学务处” (英文名为 China Educational Bureau to the U.S.)专司此事。唐国安被任名为“会办”(相当于副主任),总办为周自齐,另一会办为范源濂。学务处日常工作由唐国安主持,是学务处的实际负责人。


游美学务处设立后的首要任务是,选派学生出国留学。1909、1910、1911连续三年考选了三批学生赴美,共180名,史称“直接生”。日后为大家所熟知的梅贻琦、张子高、唐悦良、金邦正、秉志、何杰、金涛(以上第一批)、赵元任、张彭春、钱崇澍、竺可桢、胡适 (以上第二批)、姜立夫、陈长蘅、梅光迪、虞振鏞、章元善(以上第三批)等榜上有名。


 第一批出国具有开创性,由唐国安亲自带队。游美学务处还聘请时任上海商业银行董事的唐元湛为“驻沪文报采办委员”(相当于驻沪办事处主任),为每年遣派出国之留学生办理各项出国手续和准备。他们于1909年10月12日从上海乘蒸汽机轮船“中国”号横渡太平洋,在旧金山登上美洲,再换乘火车横跨北美大陆,11月13日抵达华盛顿,再转麻省春田(Springfield, Mass)。他和留美监督容揆对学生进行甄别,然后派进5所学校进修,再升入大学。这一路走的正是30多年前容闳带领幼童出国留学走的路。晚年定居美国的容闳感叹道:间隔三十年,又能亲睹莘莘学子翩翩而至,来美接受新式教育,兴奋无比。唐国安因此被誉为容闳事业的传承人、留美教育的承前启后者、20世纪留美教育新纪元的一位开拓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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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9年7月游美学务处领导与首批庚款留美学生合影,唐介臣即唐国安


为使学生出国时能够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,学务处决定成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——初称肄业馆,正式定名为清华学堂,于1911年4月1日开学。学生460余人,教师30余人。由周自齐任监督,范源濂、唐国安任副监督,后因周自齐无暇视事,由颜惠庆充任“代理总办”。


孰料开学才半年,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,作为皇家帝国学堂的清华,受到极大冲击。首先,经费被袁世凯挪去发了军饷。其次,相当一部分学生离校,回家观望。然而冲击更大的则是,学堂主要负责人陆续弃教归政。周自齐先后任交通、财政、农商等部总长,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、总长,颜惠庆任外交部次长、总长。一时群龙无首。1911年11月9日,清华学堂宣布关闭。


这时只有唐国安留下来守望清华。在他的侄子、庶务长唐孟伦的协助下,维护好校园校产,度过被群氓劫掠的危关。待形势稍稳,他即考虑复校。一抓教学准备,选聘外交部的周诒春(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文学硕士)来校担任教务长;二抓经费来源,奔走于外交部和财政部之间要钱,出入于华比银行和华俄银行之间寻贷;三抓领导体制改革,呈请“撤裁学务处,归并学堂”,将游美学务管理权划归清华学堂,由校长负责管理,“以一事权”,确立了学堂独立统一的管理体制。


1912年5月1日,清华学堂在关闭将近半年后,终于宣布重新开学。唐国安因复校有功,被提升为主事,任清华学堂监督,周诒春为教务长。同年10月,为适应中华民国新教育体制,将“清华学堂”改为清华学校”,唐国安任清华学校校长,周诒春为副校长,赵国才为教务长。他着手进行改革,制定新的章程,后经周诒春继续其事,完成《北京清华学校近章》,在唐国安逝世后1914年6月公布。《近章》确定清华学校的基本模式,如此沿用至1928年学校结束。


开学后,他认真贯彻“进德修业、自强不息”的教学方针。重视学生的“灵性和道德教育”,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、爱国志向和社会责任感。他规定师生每周开一次见面会,交流思想。他提出如下的教育理念:


“师生之间重在感情,

 教育之方端赖道德”。


他十分重视教师在育人上的重要作用。

他重视学生的身体成长,成立校医院。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,成立体育部,特聘两位美国专业教师进行指导。他还以自身虚弱之躯,亲去操场带动学生参加运动。清华重视体育的传统正是由此始。

  

他花费很大精力解决学校经费来源的保证。并且关注校园面积的扩大,规划学校未来的发展,包括对日后建立四大建筑的设想。


1913年夏天,清华学校有了侯德榜等第一届(1912级)16名毕业生,由周诒春副校长护送赴美。侯德榜日后成为世界闻名的化工钜子。当时在校的学生、日后在各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:吕彦直(南京中山陵设计师)、杨永清(东吴大学校长)、戴芳澜(著名植物病虫害专家)、关颂声(著名建筑师)、金岳霖(著名逻辑学家)、吴宓(著名文学家)、涂羽卿(圣约翰大学校长)、陈鹤琴(“中国儿童教育之父”)、叶企孙(著名物理学家)等。


创业维艰,守成不易。唐国安因操劳过度,积劳成疾,1913年夏心脏病加剧,已无力参加校内一些重要活动。但他仍在病榻上积极为学校发展擘划。7月14日在病榻上签发请示报告,力争将美国庚款退款经费直接拨给清华。他自知沉疴难起,决定“自请免职,荐贤自代”,主动请辞,推举周诒春为继任校长。辞呈于8月21日递上,未待上级批复,便于次日,1913年8月22日下午4时,撒手人寰,逝世于清华园。壮年早逝,宏愿未展,师生闻耗莫不沉痛哀悼、深切惋惜。


1913年10月28日,由国务总理熊希龄领衔,外交总长孙宝琦、教育总长汪大燮联署,呈请大总统袁世凯对唐国安逝世给予抚恤。呈文称他:


“在外务部任职多年,创办游美学务处暨清华学校,始终其事,擘画一切,毫无贻误,此次因病身故,实系积劳所致。现拟酌给一次恤金一千圆,以示优恤。”


袁世凯批复:“应即照准,此批”

1914年4月12日学校为他立了一面纪念铜牌,悬于工字厅正门墙壁上,以志永念。


回顾清华早期的始创历程,学校负责人中直接参与学校从孕育、诞生、重生、到初具规模的全过程、并在复校的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者,当推唐国安先生第一人。他是早期清华的主要创始人、奠基者。他为创办清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力,死而后已。

唐孟伦 (1871—192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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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孟伦,名彝,字贻典,号孟伦,人皆以其号称之,1871年出生于唐家湾鸡山村,是唐国安同族的侄子。幼年在家乡读私塾,后北上天津,入北洋学堂读书,因八国联军侵华而辍学。后在铁路系统做文案和会计工作。


1908年,随堂叔唐国安入外务部,任“候选府经历”。1909年游美学务处成立后, 随唐国安调往该处,任“英文副文案”,相当于英文秘书工作。1909年学务处考选第一批“直接留美生”赴美就学,唐国安亲自护送,让他协同前往,学生中有梅贻琦、张子高、唐悦良等。第二年,第二批“直接留美生”赴美,由他和严智钟、胡敦复护送,学生中有赵元任、竺可桢、胡适等。任务完成后,他转道欧洲,专程考察英、法、意、荷等国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,为日后兴教办学做准备。


1911年4月清华学堂成立。“学堂监督”(即校长)下设“三长”:教务长负责管理教务,庶务长负责管理庶务,斋务长负责管理学生,分别由胡敦复、唐孟伦、陈筱田出任。凡教务管理和学生管理范围以外全校的事务,统称“庶务”,归庶务长管理,范围广,权限大,这在学校草创时期尤其显得重要。


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,学堂主要领导人周自齐、颜惠庆、范源濂离校从政;又恰逢唐国安奉命出席清王朝最后一次外交活动——参加在海牙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禁烟大会;任职不久的教务长张伯苓辞职回天津。一时群龙无首,眼看校园、校产有被校内外不法之徒侵占和破坏的危险。东交民巷美使馆甚至照会,要不要派海军陆战队去保护;事关主权,被拒绝。这时唐孟伦挺身而出,坐镇校园,维护校内秩序。他将校卫队扩大一倍,达24名,持枪上岗,防御一切挑衅滋扰。他决心把学堂办下去。由于他在学堂处于险境时表现出高度责任心和勇气,使偌大清华园在社会大动荡中安好无损,备受后人称颂。《清华周刊》(十周年纪念号)写道:


“是年(指1911年秋),鼎革事起(指辛亥革命爆发),校生分散,京畿动摇,匪徒群起,而本校独以安全者,先生冷静坐镇,实居其功也。”


建校最初十年,扩充地亩和兴建校舍是一项重要任务,受到历届学校领导的重视,也是庶务长的一项主要工作。唐孟伦先是协助唐国安校长,将近春园和长春园东南隅并入校园;继而协助周诒春校长,实施增建校舍的计划。1914年学校设立工程处,聘庄俊专理其事,美国人莱茵协助一切。1916年兴建图书馆和体育馆,1917年兴建科学馆和大礼堂,统由美国工程师麦谭设计,前者标定泰来洋行承建,后者标定公顺记承建,是为早期清华“四大建筑”。同时续造高等科东楼(即“清华学堂”东翼)和学生厨房,添盖医院、职教员住所,安置自来水井和各处自来水管,建造北门外卫生纳秽池等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各项工程次第完成,到1921年大礼堂竣工时,清华园已经有了“宏丽之建筑”,“获今日之巨观”,“洵为全国之巨擘”(《清华周刊》本校十周年纪念号语)。这多得自工程处的努力,也灌注了主管全校庶务工作的庶务长的辛劳(注8)。

 

除校舍建设外,庶务长还主管会计处,负责全校的财务收支,包括校内办学经费和国外留学经费。庶务工作的业绩还包括:筹措设立一座园内邮局(二级局)和10个自建信柜;建立3条通往城内的电话线,与园内各办公处设分机联系;扩充电厂,使电灯由初建时不足1000个增至2800个;打机井2口,在校河南北分敷自来水管;养植花木,保护明代牡丹和清代松柏;管理学生食堂;维护道路和河流;做好器具等物资保证;建立一支20余人的校卫队,负责校内治安和保卫。此外,还负责园内木厂、成衣店、书店、鞋店、理发店、牛奶房、洗衣房等生活设施的经营。为保证校内用品的供应,1917年成立“清华售品所”,由他担任“总理”。清华园俨然成为一个现代小社会。


从1912年到1922年,学校历经校长四任(唐国安1年半、周诒春4年半、张煜全2年、金邦正1年),代理校长两位(严鹤龄半年、王文显代理校务半年),副校长两位(周诒春1年、赵国材4年半)。学校领导频繁更迭,教务长、斋务长也多有变换,唯唐孟伦自任职庶务长以来,历11年(含“清华学校”成立前一年半),迄未变动,使学校的基础设施能够稳定地、有序地运转、建设和发展。《清华周刊》赞述他的工作作风,“理大亲细”,“求全校杂务之常完备”。香港凤凰卫视《水木清华90年》(2001年)称他“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”。清华学校早期经过这样一番建设,不仅校园环境优美,而且教学设施先进,生活便捷,为莘莘学子、学界俊彦提供了进行教学和科研的优越条件,使得这座昔日皇家园林,成为当代重要学府。这里面饱含了唐孟伦的一片心血。


他不仅关注校园建设,也还关注校内同仁的文化生活。他支持员工子弟学校——成志小学的创立;开办工人夜校,帮助工友补习功课;还和两位校长一道自出资金,创办成府小学,回报周遭成府民众对清华的照顾。还积极参与社会赈灾活动。1914年他组织一次有350余师生参加的“长城旅行”,包括八达岭一日游,十三陵二日游。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项大的活动,他自任“总经理”,全盘操办,结果令人满意。1917年,校内中国籍职教员成立“华员公会”,(类似于今日学校“工会”),选他为第一任会长,他逝世后第二任会长由梅贻琦接任。


1916年,唐孟伦因工作成绩优异,获政府五等“嘉禾勋章”(同时受奖者有清华副校长赵国材、驻美学生监督黄佐庭,获四等“嘉禾勋章”)。他工作倍加勤奋,以致罹患脑血管病,经治愈不满半月,又投入工作;几年下来,终因积劳成疾,于1922年3月19日患脑溢血去世,终年51岁。


对唐孟伦的逝世,全校同声哀悼,感情稍厚之职教员学生甚至“垂泪废课”。学校特降半旗致哀。清华同学会华北支部发起为他建碑纪念。同人们念他秉性仁厚,奋勉勤劳,赏罚分明,人咸仰服,乃齐声响应,连校役、花匠、电灯匠、警士、清道夫等也纷纷捐薪资助。纪念碑立于其生前办公处和住所——学务处西院旁之小山丘上,生前好友梁启超为之题写碑铭:“清白乃心死厥职,如此人格足矜式。”(衿式:语出《孟子》,表率、模范之意)不幸“文革”中被毁,今仅留座基遗迹。幸赖当年梁思成在校读书时作过一幅画,使其真像得以重睹,顾毓绣当年写有一篇散文《半夜》,对此有过一段记述,给后人留下不尽的思念。


梁任公的“清白乃心死厥职”,是对唐孟伦的清廉、公允、奉献一生的论定;“如此人格足矜式”,是对后人的殷切属望。这既是写给唐孟伦的,也是写给学校庶务人员的,也是写给全体清华人的。梁任公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,创有“新民说”,看好新生代,一贯关心清华的成长。前有“厚德载物”勖勉,今有“清白乃心”寄望。二者相偕相应,使古训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”有了新的诠释。唯其乃心清白,不被情欲所奴役,使之有所不欲,方能以己所不欲不施于人,是为厚德载物;反之,欲求载物厚德,须反求施予者不将其所不欲施于人,又须先使其有所不欲,不被情欲所奴役,是为清白乃心。“清白乃心”和“厚德载物”两大支柱,一前一后,托起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的崇高道德境界,撑起清华一片天!(参考:梁启超《新民说》第9章“公德”之四:“不要成为情欲的奴隶”)

 

唐贯方 (1901—1996)

 

唐贯方是唐孟伦三弟之子,1901年出生于唐家湾鸡山村。因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二日传统花节,故取名冠芳,后更名为贯方,字蔚谋。自幼失怙,去上海找二伯父,毕业于上海商业专科学校。1921年经大伯父孟伦介绍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。


这时的清华图书馆,在图书馆学专家、馆长戴志骞,代理馆长袁同礼的主持下,无论馆舍、藏书、设备、管理等都非常先进,被台湾学者苏云峰誉为“中国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的先驱”。唐贯方在馆里长期从事参考和期刊工作,工作认真,业务专精,熟悉外文,擅长咨询,和许多教师、学生建立起密切的友谊。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,已届高龄的汤佩松教授还不忘请他帮助查找资料。当年他为学校所订购的书刊,多能反映世界最新学术水平,符合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。几十年后陈岱孙回忆说:“他历年提出的书刊选购计划,送到院、系审批,几乎无须改动即可通过”,“他一个人抵得几人的工作,象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”。


1937年7月初,他正利用假期南下香港探望族亲。几天后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他立即北归,途中接到学校命令,要他赶赴湖南长沙参加学校南迁工作,建立临时大学。这时家中还有老母、姨母、妻子和幼儿弱女8人留在北平沦陷区,急待他回去操持,但他已无暇顾及。1938年夏,日军进逼,武汉告急,学校决定南迁昆明。他接受新的任务:去汉口将抗战前夕秘密运出北平、暂存汉口的珍贵图书和重要仪器设备,转运至重庆。他立即动身,和分工负责转运仪器设备的董树屏(机械系)同往汉口抢运。


在汉口,经过几个月的交涉,终于弄到民生轮,将417箱图书装上船。谁料运抵宜昌,赶上惊心动魄的“宜昌大撤退”。宜昌是三峡入川的大门,这时机关、学校、工厂设备大举撤退,逃难民众潮涌,码头货物堆积如山,头上日机狂轰滥炸,一片混乱。他冒着生命危险,背上工具箱,日夜巡守堆放在码头上的书箱。足足坚持三个月,才又弄到民生船,西溯三峡,越过100多处险滩,终于将417箱书平安运抵重庆,全部无损。


1939年秋,学校又派他和徐锡良(外文系)去安南(今越南)海防,接运因北平沦陷而转寄海防的新购书刊。后因当局为防止日军进攻云南,将河口大桥炸毁,滇越铁路全线中断,可惜尚有一部分书刊未及运回。


清华迁昆明后,和北大、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。稍事安定,唐贯方考虑将迁家眷问题。北平沦陷后,家眷在陈福田的关照下,已逃至香港投亲靠友。1939年初,他假道安南,去香港把家眷接来昆明,全家得以团聚。


清华在翠湖边的西仓坡有自己的办事处,内设图书部,首要任务是将从重庆运来的书箱逐个打开,给书刊重新编目,登记在册,转借给西南联大图书馆。一天,日机轰炸,翠湖一带中弹,西仓坡未能幸免,一工友蒙难。这次被炸惨状,马文珍先生曾有诗记述:


余火硝烟绕翠湖

后方前线两模糊,

一片残阳红似血,

坚守空楼整理书。


五、六十年后,年届九十高龄的马先生整理旧作,为这首诗写了如下一个注:


在一次日寇飞机入侵时,唐贯方先生与我正在翠湖边上的西仓坡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工作。工人老李提着水壶也在往防空洞那边走。在一瞬间,炸弹从日寇的飞机上投掷下来,老李以身殉职。唐公与我,则无恙。


真是死里逃生,充满辛酸的泪!


图书部设主任,由教务长潘光旦兼任,日常工作则由唐贯方负责。除继续订阅国外最新书刊外,还要解决许多限于战时条件而产生的托运、转运和经费收支问题。到了抗战后期,在昆明西北郊“大普吉”开设图书室,主要任务是订购和收集从滇越铁路、滇缅公路以及中印空运之国外书刊,并采购后方出版之读物,为所在各理科研究所服务。正是他和同事们的努力,使清华图书馆穿过层层战争乌云,得以保存赓续。


1942 年经潘光旦介绍,应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的邀请,帮助筹建一座图书馆,后委以副馆长职位(龚为馆长)。该馆为纪念云南省主席龙云而建立,取名志舟图书馆,乃今日云南省图书馆的前身一部。


抗战胜利回到北平,他全力协助潘光旦馆长重整图书馆。这时人员齐备,使之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。1948年,学校准备派他去美国国会图书馆,作为“交换馆员”工作一年,后因国内局势变化未能成行。
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他精神振奋,更加积极工作。经潘光旦介绍加入民主同盟。为响应“向科学进军”,图书馆界集各单位人力,联合编制全国外文期刊联合目录。他作为清华图书馆代表,与北京图书馆、中科院图书馆等同仁通力合作,用好几年时间,奔走于城内城外,顺利完成任务。


1971年离休。他在清华服务了五十年。


唐贯方爱国爱校,忠于职守,工作勤奋,待人真诚。自1921年来清华工作,70年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清华,没有一天离开过清华图书馆,即使在西南联大时期,也是在清华的图书部上班。抗战胜利复员时,龚自知挽留他继续负责昆明图书馆工作,他婉言谢绝;复员途经香港时,亲友们劝他留在香港发展,也被他婉拒。他毅然携家8口,来到战云密布的北方,回到满目疮痍的清华园。他爱清华,心底深处隐含着对祖辈创业所付心血的怀念,对他们那执著的、务实的创业精神的敬仰,甘愿一辈子守望清华园,默默地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,并以教育子女传承先辈精神为己任。他眼见今日清华,日新月异,蓬勃发展,心中感到欣慰和自豪。


1996年12月3日在清华园辞世,享年95岁。

 

唐贯方有子女6人,长女绍贞 1947年入清华图书馆工作,1983年离休;女婿余志生,著名物理学家余瑞璜院士胞侄,清华汽车系教授,在清华离休。长子1952年清华经济系毕业,曾留校工作8年。有外孙2人在清华毕业,外孙媳1人在清华图书馆工作。

 

大江东去,往事云烟。唐家的悠悠清华情,源远流长,历久弥坚。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华精神的宽宏而博大,凝聚而深邃。在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建设成就的鼓舞下,它将继续激励着唐家后辈,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,奋勇向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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